最为贪财的万历帝，就让皇家印书局拼命揽业务，拼命做生意。
只要付钱，啥书都印。据说连闻香教造反的宣传材料，都是皇家印书局给印的。
人家给钱了嘛，这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，这稀里糊涂的审查，也真是相当感人。
所以，朱由校所弄的大明论坛并不费事，甚至还小有赚头。
…………….
皇帝真勤快耶，皇帝是要疯吗？请辞就批，都不带隔宿的。
皇帝有些操切吧，这些辞官的可都是东林诸公、正人君子，偶尔打眼看错了人，小惩大诫也就是了。
皇帝真英明，该我们五党得势了，东林党都滚蛋才好呢！
李三才贪渎案引起的风潮和震动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有人惋惜也有人拍手称快。
但皇帝的用人却耐人寻味，没用什么三党或五党的人，也不是翰林出身的，而是直接从地方督抚中擢升了陶朗先和李起元入阁，可谓是极为少见。
陶朗先无党，要是硬分的话，他与熊廷弼交好，勉强算得上楚党吧！
李起元是真的无党，且多数时间任外官，河南、陕西、南京都有他工作的足迹，少在京师朝堂。
孙承宗呢，同情东林，但力持中立；袁可立也是一样，虽重风骨，也以敢言直谏闻名，却反对党争。
至于袁世振和鹿善继，两个四品外官，精于专业，倒没什么好乱猜测的。
“朝堂上非东林即五党，无党或中立者甚少。圣上若想摒弃党争，怕是可用之人不多也！”
“杨涟、左光斗、方震孺等难道不是东林，皆放外官重任。”
“依在下看，圣上未必要尽弃东林，倒是颇欣赏清廉忠直的官员。”
“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圣上极恨贪渎，治罪李三才便是一例。”
“圣上也极厌奸商，与李三才有牵连的通州商人，严治贿赂偷税之罪，个个被重罚，都哭天号地呢！”
“无商不奸，重农轻商，方固国本。”
茶楼内，贡士谈论着，分析着。事关殿试，甚至会影响到日后在官场上的顺逆，都是甚为关心。
“刘兄。”文安之喝了口茶水，对刚刚放下报纸的刘理顺问道：“为何对圣上清退皇庄如此用心？”
刘理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在下只觉得圣上这清退之法甚是深奥，不知若推之全国，会是何种效果？”
停顿了一下，刘理顺叹息着说道：“在河南，土地多集于富绅地主，无地或租地百姓甚苦矣！”
朱由校清退皇庄是借鉴了一些后世的办法，全部针对无地农户，且赋税采取分成制，可交实物，也可交银。
领地农户，赋税按“民得五分，入官五分”收取，五年后地归农户。乍看起来，官府真黑，赋税真重，竟是对半分啊。
但后面还有补充，这个赋税包括了丁银、力差、瑶役等等。也就是说，领地的农户只交这一半的收成就完事，别的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全都不收了。
按照后世的考证，明朝的农业税并不算高，最高也不超过田地产出的十分之一，甚至有可能只是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。
但为何明朝末期农民生活得那么苦，直至为了口饭吃要揭竿而起呢？
原因很多，小冰河期灾害频繁是主要的，但人祸也不可忽略。
比如说这个丁银，就是人头税。你有地没地，收成好坏，都是跑不了的。家里人口越多，负担越重。
特别是农民，本来就收入不高，再一大家子人，负担可想而知；而富绅地主呢，那点丁税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的事情。
而且，丁银做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，明朝朝廷却把它划拨给了地方官。
这个操作空间就很大了，地方官一是可以少报人口，直接贪污。再一个就是收受富人贿赂，使其丁差减少甚至免除，而转嫁到百姓身上。
再来说说这个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中的实物折银，也就是把赋税全部改成货币收取。
从历史的进程看，这当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。但在实施过程中，却并未给农民带来方便和实惠，也没给国家增加收入。
举个例子：每到税收期限，农民为了交赋税，得把手里的粮食变成银钱吧！
而市场上的粮价基本上会应声而落，也就是银贵谷贱，总要农民多卖出很多粮食才能凑够。三个月后，粮价差不多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。
这可不是粮食价格的正常波动，而是粮商官僚在联手捣鬼，合力压低价格。
但国家收到了如数的银钱，应该不吃亏吧？
实际上呢，假如政府拿着农民卖了一百石粮食才凑足的赋税，用于支出花销时，粮价多半已经回到正常水平，在市场上就只能买到六十石粮食。
就是这样，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农民负担加重，而政府收入也没有增加，甚至是减少的结果。真正从中获利的，只是商人和涉足其中的官僚。
当然，也不全是不好。粮食运输损耗大，远不如银子解送国库更方便。
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把一条鞭法骂为“残民一条鞭”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而一条鞭法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久远的问题，就是火耗问题。因为要纳银交赋税，也就免不了碎银熔铸，难免有损耗。
于是，火耗就又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手段，也转嫁到百姓身上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。
不可否认，张居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，一条鞭法也有其先